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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關鍵要在制度創新上下功夫

2019-04-01 15:47:15
來源:成都先鋒雜志
編輯:山盈盈

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關鍵要在制度創新上下功夫

董亞煒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指出:“到本世紀中葉,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全面提升,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態環境領域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實現,建成美麗中國。”實現這一宏偉目標,首先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各地區各部門要增強‘四個意識’,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擔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要自覺把經濟社會發展同生態文明建設統籌起來,充分發揮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而美麗中國的實現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貫徹落實,關鍵在制度保障和創新。

在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不能脫離市場經濟這個客觀現實。只有生態環境保護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生態環境問題之所以產生,從根本上說,是由于市場經濟的“外部性”所導致。所謂“外部性”,是指經濟主體(包括廠商或個人)的經濟活動對他人和社會造成的非市場化的影響。由于代表生態環境這一人類利益共同體的主體缺位,市場主體尤其是市場中的生產企業可以破壞環境為自己謀取私利,卻不用為此承擔成本,因而環境污染和生態文明問題就成為西方現代化模式缺陷的一個典型體現。生態環境問題也成為西方經濟學尤其是制度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對象和案例。在一定意義上,生態環境問題及其解決,成為判斷和衡量市場經濟制度是否完善的重要指標。反過來,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從根本上也取決于一國采取什么樣的現代化模式和市場經濟制度。

隨著上世紀70年代環境問題的日益加劇,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開始積極探索實現外部性內部化的具體途徑。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提出,只要進一步界定和明晰產權,明確生產企業排放污染的成本,將這種成本納入企業內部,就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根據這樣的理論,人們提出“綠色經濟”,環境保護領域采用“誰污染,誰治理”的政策,并創立了一系列相關的制度,比如,綠色技術驗證制度、綠色技術專利轉讓與許可制度、綠色標準和標識制度、自然資源有償使用、排放權交易、排污收費制度、捕撈配額交易和碳補償項目,等等。這些制度創新有效地解決了環境污染問題,彌補了市場經濟的缺陷,并對我國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的目標,這就可以使解決環境污染的各項制度創新納入一個有機統一的經濟體系,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總體上增強各項制度執行的效能。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屬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既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優勢,同時也要彌補市場經濟先天缺陷的不足。生態文明建設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既要依靠市場機制,同時也不能完全依賴市場這一只手。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也表明,存在外部性時,僅靠市場機制往往不能促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建立在私人利益主體最大化基礎上的市場機制并不能實現亞當·斯密所追求的社會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配置。尤其是像環境資源這樣的公共物品產權往往難以界定產權或者界定成本很高,“科斯定律”實現所期望的條件在現實中也不能完全滿足。同時,如果片面理解“生態產業化”的政策,也有可能導致“綠色掠奪”。以坦桑尼亞為例,馬賽伊游牧民族的放牧場原本屬于共有土地,政府為了保護該地的環境,將此地規劃為野生生物保護區,在“綠色經濟”的政策下,當地政府將此地轉手賣給數家私人企業,進行生態觀光產業開發,結果卻導致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加劇了原有地區居民之間的不公平。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片面地理解“綠色經濟”,而是要在借鑒西方國家治理環境污染問題的經驗和制度基礎上,全面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進行制度創新,如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加快制度創新,強化制度執行,讓制度成為剛性的約束和不可觸碰的高壓線。”這里的“制度創新”,是社會主義優勢與市場經濟優勢相結合的制度,是建立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基礎上的“制度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

美麗中國的實現、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也需要從文化方面不斷完善相關的制度,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制度體系。如果說“綠色經濟”發展主要是一個運用產權制度來正確處理環境污染所導致的市場經濟外部性的話,那么,“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就主要是一個如何運用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來彌補現代化所導致的人們有缺陷的生活方式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綿延5000多年的中華文明孕育著豐富的生態文化。”兩千多年前,中國就提出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符合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的哲學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可以說,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人與自然關系的具體體現。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也是對現代化所導致的那種以消費為導向的生活方式的反思。

現階段,占世界人口22%的發達國家仍消耗著世界上70%以上的能源,排放著50%以上的溫室氣體。這種高消費的生活方式是“消費主義”文化的產物,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下,人活著的意義就是不斷地被“物化”,對此,西方也在不斷反思和批判。中華文化中所提倡的“好生之德”“順天時、量地力、盡物性”“休養生息”等哲學思想,既是生態文化,也是一種不同于當今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當今西方世界推崇中華文化的醫學、音樂、飲食、衣飾等東方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中華文明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現代文明的可供人們選擇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提供的生態文明思想可以促使人們反思,人類并不是一味地征服和控制自然才可以獲得幸福和價值。人類的幸福和有價值的生活也許在于找到歸屬感,這種歸屬首先在于人類向自然的回歸。“天地生養萬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大自然當作有生命的對象并不是一種原始的文明,而正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合理狀態。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克洛德·萊維-斯特勞斯在《結構人類學》第二卷中指出:“我們西方社會是為了變化而造就的;這是它們的結構及其組織原則。所謂‘原始’社會之所以顯得那樣,主要是因為它們的成員想的是它們的延續。他們對外界的開放很窄,我們稱為‘鄉土觀念’的那種東西又死死糾纏著他們。陌生人,即使是一位近鄰,也被他們認為是討厭的、無教養的;有人甚至走得還要遠,否認他是個人。倒過來說,其內部的社會結構有著比復雜的文明更緊密的網絡、更豐富的裝飾。在他們中,沒有什么東西留給機會。每個位置都有一樣的東西,每樣東西必有一個位置,這雙重的原則浸透著道德和社會生活。這還說明了這些技術水平很低的社會是怎樣能夠去體會舒適、富足的感覺的,其每一個成員又是如何相信這個社會為其成員提供了唯一有價值的生活。這樣,他們也許是給了這些成員更多的幸福。”

因而“生態文化體系”建設的根本,就在于我們需要不斷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提供的不同于現代西方的消費文化和物質主義的生活方式,并在制度方面做出保障。

建設與“生態文化體系”相適應的生活方式從表面看好像屬于個人領域,沒有政治屬性,其實個人生活領域卻決定著社會共同體的狀況,這也是政治需要以生活為基礎的原因。政治如果脫離人民群眾的生活,不能從人民群眾生活中產生議題和動力,那么政治就有可能成為單純的“上層建筑”而成為一種沒有根基的“意識形態”,最終也會失去意義。與其它公共產品不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這也意味著,生態環境與每個社會個體都有著直接的關系,同時生態環境就有賴于每個社會個體的一致行動,要達成這種一致行動,一靠文化,二就是政治的力量。社會一致行動需要社會共同體意識,因而社會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就是政治的力量。

如何塑造社會共同體意識,也是政治中最為重要的問題。生態環境問題既給政治體制提出了挑戰,同時也為社會團結和一致行動提供了素材和機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著與自然和諧的哲學思想和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中國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工業文明邁入生態文明,又要正確處理好中華傳統文化中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糟粕。生態文明建設需要每個社會個體都一致行動,需要每個個體都是具有社會公德的“政治人”,而這卻是中華傳統文化中最為欠缺的。對此,梁漱溟在《中國文化的命運》中指出,中國民族性的缺點在于自私心重;缺乏紀律習慣;缺乏組織能力;缺乏法治精神。“這四點亦可總括以‘公德’一詞稱之。公德,就是人類為營團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的缺乏也是社會共同體意識的缺乏,社會共同體意識卻是生態文明建設中最為基礎的動力,這就需要我們考慮通過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才能塑造社會共同體意識。無論是“生態經濟體系”,還是“生態文化體系”,都歸結為“生態政治”,都要最終體現為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環境污染問題所導致的外部性的最終解決,更多地要依賴于市場主體所處的政治制度安排。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生活最終都要體現為政治制度安排,需要“政治人”來一致行動。“政治人”的一致行動需要有序進行,否則就會變為生態運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獨具的基層民主為人民群眾的行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貫徹落實和美麗中國的實現,需要我們不斷把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態環境的利益訴求與基層民主結合起來,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既拓展基層民主內涵,增強政治包容力,為基層民主提供新的動力,同時也為人民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溝通參與的平臺,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制度保障。

作者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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